姓名的運用方式有種種區別，但最基本的區別是自稱與稱人的不可混淆。   首先，在“禮儀之邦”的中國，一般情況下，自稱時須抱謙恭的態度，而稱人時則應懷尊敬的情感，這體現在運用姓名構件方面，便是名與字的不同功能，即：自稱時稱名，而稱人時則稱字。司馬遷著名的《報任少卿書》是這樣開頭的：  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。少卿足下：....   “太史公牛馬走”，是自謙為太史衙中駕駛牛馬的仆夫，“司馬遷”是自己的姓和名，“少卿”是收信人任安的字，“足下”是對平輩表示尊敬的稱呼。自稱與稱人，抑揚分明，“語境”對姓名運用方式的制約作用，由此可見一斑。   在“家國同構”的古代中國，父親在家庭，君主在朝廷，都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。因此，“父前子名，君前臣名”便是絕對的律令。不僅如此，就是在代表君主的使者面前，臣也必須自稱名。《左傳·僖公九年》載：周天子派使臣宰孔賞賜齊桓公胙肉,并且特別交代，考慮到齊桓公年歲大了，可以免去下拜受賜的禮儀。對此，齊桓公的回答是：   小白余，敢貪天子之命不下拜？   仍堅持拜而受之。這里的“小白”，是齊桓公的名，“余”， 即“我”之意。齊桓公自己也是一國之君，但在周天子的使臣面前，依然是臣的身份，所以他說：“小白我豈敢貪天子之命而不下拜受賜？”同樣的道理，司馬光撰《資治通鑒》，進呈皇上，希望對其治理天下有所裨益，書中凡發表評論之處，一律以“臣光曰”起首。   既然臣下拜見君主時稱名是定例，那么，君主特許某臣可不循此例，便意味著極度的倚重和榮耀。曹操“挾天子以令諸侯”，位尊權重，漢獻帝因而“命公贊拜不名，劍履上殿，如蕭何故事”。 如果父子關系與君臣關系在上下尊卑方面發生沖突，那么前者必須服從后者。《紅樓夢》第十八回寫賈元春回榮國府省親，本是出嫁女兒探望父母，但因元春貴為帝妃，所以此行成為“游幸”一于是父親與女兒的關系只得讓位于臣屬與君主的關系。正因為如此，賈政對女兒說寬心話時，也不得不自稱名道：“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。   以上所舉，是地位高者對地位低者自稱名之例。地位相等者過往，自稱之時，同樣是稱名而不稱字。曹操找借口誅楊修之后，致信楊修之父楊彪，陳述理由，并致慰問。信的開頭是：   操白：與足下同海內大義，足下不遺，以賢子見輔。...   楊彪的復信則說：   彪白：雅顧隆篤，每蒙接納，私自光慰。...   同樣的例證，在唐宋時人如韓愈、柳宗元、韓琦人等的往來信函中，所見多多。   既然自稱稱名意味著尊重和恭敬，那么，本著同一精神，尊長對卑下者，也可用這種自稱方式表示謙和與禮貌。例如《論語》中就有許多孔子對學生自稱“丘”的記錄：   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   上對下自稱名，可以見于先生對學生，特殊情況下甚至可以見于君主對臣屬，如唐太宗“初嗣位，與鄭公(即魏微。一-引注 )語，恒自名”。但是卻不可用于父子之間。《水滸傳》第三十九回“潯陽樓宋江吟反詩，梁山泊戴宗傳假信”，寫吳用等欲救被囚江州的宋江，派戴宗送假信給江州蔡九知府，信中令知府押宋江到汴梁，以此計謀為眾好漢中途劫救，創造機會。戴宗剛剛出發，吳用突然醒悟，“我一時只顧其前，不顧其后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。”什么“脫卯”？原來信是假冒蔡京名義，給其子蔡九知府的，雖然字體模仿得“無纖毫差錯”，但信末所用圖章，字樣卻為“ 翰林蔡京”，這本是蔡京用在一般文章落款處的，“如何父寫書與兒子，卻使個諱字圖書，因此差了。”果然，假信到了江州，便被黃文炳看出破綻：“父寄書與子，須不當用諱字圖書。令尊太師恩相，是個識窮天下、高明遠見的人，安肯造次錯用？”結果，宋江沒有救出，反將戴宗送進了大牢。   與自稱時稱名相對應的，是稱人時須稱字。避名而稱字，同樣是表示尊重對方的意思。《論語》的大多數篇章出自孔子的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。他們在行文時，對與自己平輩者，一律都稱字。子夏、子貢、子張、子產、子游、子華、子路、子賤，觸目皆是。《論語》中也有個別地方出現了對孔子弟子稱名而非稱字的情況，如《子罕》中的“罕"(即子張)、《憲問》中的“憲"(即子思)。楊伯峻正是從這里找到依據，判斷有關的篇章恰恰是出自子張、子思本人之手。   不僅友朋之間互稱字是慣例，而且，地位高下有別的人們交往時，也同樣如此。劉邦贊揚張良的才能：   夫運籌策幃帳之中，決勝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   子房，就是張良的字。同樣，孫權感激周瑜和魯肅對自己的輔佐：   公瑾，卿言至此，甚合孤心。子布、文表諸人，各顧妻子，挾持私慮，深失所望，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，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。   這段話里的公瑾、子布、文表、子敬，分別是周瑜、張昭、秦松、魯肅的字。   以上是位尊的君主稱位卑的臣屬的字。反之，一般情形下，臣屬是不能稱君主之字的。《三國志·蜀志·馬超傳》注引《山陽公載記》載：   超因見備待之厚，常呼備字，關羽怒，請殺之。備曰:“人窮來歸我，卿等怒，以呼我字故而殺之，何以示于天下也！”   馬超因此才逃過一難。裴松之對這一段記載頗不以為然，“以為超以窮歸備，受其爵位，何容傲慢而呼備字?”而且，根據史實，關羽其時正鎮守荊州，并不在益州劉備身邊，所以劉、關之間的對話，也不可能發生。盡管裴松之對這一具體事件的真實性提出疑問，但是他的疑問還是說明了呼君主之字屬“傲慢”無禮之舉,馬超不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。   自稱稱名，稱人稱字，是古代人們交往時的基本禮俗。違背這一禮俗，是大不敬的表現。直到20世紀，上半葉，這一禮俗依然很有市場。1929 年春，馮玉祥的部將韓復榘幫助蔣介石進攻李宗仁，立下戰功，蔣十分高興，稱贊“向方兄戰績卓著”，“向方”正是韓的字。對此，韓很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，對比老上級馮玉祥總是直呼自己的姓名，“連個‘向方’也不肯叫!”于是心存不悅。據說，這一點甚至為韓日后叛馮投蔣埋下了伏筆，可惜的是，我們今天不少反映古代社會生活的影視文藝作品，在人物稱名稱字的區別方面屢屢鬧出笑話。評書《楊家將》中，楊六郎竟然在皇上面前自稱“楊景楊延昭”;電視劇《三國演義》“舌戰群儒” 一場，讓諸葛亮當著東昊諸臣的面，直呼孫策之名;電視劇《諸葛亮》中，魯肅向諸葛亮說明“大喬乃孫策將軍之妻”，都是因為不了解古代文化常識而出的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