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《周易?觀卦?彖》曰：“觀天之神道，而四時不忒。圣人以神道設教，而天下服矣。”這里說的“神道設教”是《文心?原道》篇的理論根據，是劉勰文學思想的哲學基礎。首先“神道設教”的思想把形而上之道體與形而下之器用統一起來，以“天之神道為本體，以民之教化為效用”，顯示了體用不二的思想特色。這與劉勰一方面要原道溯源，確立文章的本體淵源;另一方面又要載道設教，發揮文學的社會作用的體用思想完全相符。《原道》篇所說的“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設教”，“道心惟微，神理設教”等，都是這一思想的體現。其次，“神道”乃抽象之本體，所謂“道心惟微”，“神道難摹”，其中精義只有圣人才能心領神會。圣人通過畫卦設象、敷章擒文來闡微顯幽，昭示天下，這樣圣人就成了原道設教的中介。劉勰在篇中也正是這樣論述的，他把伏羲、孔子等儒家圣人看作是聯系“道心”與文章，“神理”與教化的中介，認為，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，提出了“道一圣一文”三位一體的文學思想。第三，在《周易》中，“觀”的思想特別突出，“圣人以神道設教”的方法也是“觀”。圣人上觀神道，極深研幾，故“四時不忒下觀民風，體察人情，故“天下服矣”。劉勰繼承了《周易》上觀下察的說法，認為圣人“取象乎河洛，問數乎蓍龜，觀天文以極變，察人文以成化”，從而創典立文，鼓動天下。

弄清了《原道》篇的思想淵源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析劉勰是怎樣具體運用“神道設教”的思想來論述文學的體用問題了。紀昀在《原道》的題評中說：

自漢以來，論文者罕能及此。彥和以此發端，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。

文以載道，明其當然;文原于道，明其本然，識其本乃不逐其末。

這就告訴我們：劉勰的髙明之處在于他能自覺地對文學問題探本溯源，把文學的起源上升到道的高度，以“自然之道”(“神道”)作為文章的存在根據，確立了文學本體論。

“神道設教”中的“神道”作為附著在占筮之經《周易》上的哲學思想，尚有鬼神迷信的神秘色彩，但其主要含義則是指天地自然的運行變化規律，包括了天道、地道兩方面的內容，即自然之道。《系辭》曰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”，“陰陽不測之謂神”。天地變化、陰陽不測，故曰“神道”。《周易》中“神”字，除了偶爾指“鬼神”、“神物”之外，大部分情況下都是指變化神速、幽微難測的自然之道。自然之道(“神道”)在運行中生出日月山川之麗象，著龜河洛之神物，此即“生生之謂易”、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的自然生成法則，前人謂之為：“天不愛道，地不愛寶，河出馬圖，洛出龜書，天地之大文章也。”圣人對天地大文章“則之”、“效之”、“象之”，便創造出卦、畫、言、辭之類的圣人文章。約而言之，圣人之文來自天地之文，天地之文源于陰陽變化，最終自然神道就成了天文、地文、人文的存在根據，最高本體。劉勰運用這種“自然神道”的思想，借《周易》“三才”之說，把天文、地文與人文、言文聯系起來。

文之為德也大矣，與天地并生者何哉?夫玄黃色雜，方圓體分，曰月迭璧，以垂麗天之象;山川煥綺，以鋪理地之形。此蓋道之文也。

天地萬物，“形立則章成”，“聲發則文生”，文章是天地萬物本身的自然屬性，道在創生天地萬物的同時，也就創生了文，所以說天之日月、地之山川均是“道之文”;龍鳳虎豹、云霞草木之類的動植之文也來自“自然”。那么，人為“三才”之一，又是“五行之秀”、“天地之心”，其有文采自然更不待言：

仰觀吐曜。俯察含章;高卑定位，故兩儀即生矣。惟人參之，性靈所鐘，是謂三才。為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。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(《原道》)

就像天地萬物有形就有章，有聲就有文一樣，人有心就會有言，有言就會有文，這也是一種自然規律，所以劉勰說人文也是“道之文”。

這樣由天、地而人，由自然之文而人文，劉勰就把文章的起源與天地的降生聯系起來，為文章找到了本體的依據，建立了“自然之道”的文學本體論，用他的話說就是：“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”。“太極”即“神道”，邵雍說：“道為太極。”(《皇極經世》)朱熹也說：“太極者，道也。”(《周易本義》序)先秦各家對宇宙的最髙本體稱謂各異：

“《易》謂之太極，《春秋》謂之元，《老子》謂之道”(阮籍《通老論》)，但所指則一。劉勰借《周易》“神道”來立論，故曰“太極”。

如果說“神道”是劉勰文學體用思想的上半截(立體)，那么“設教”就是它的下半截(致用)。“神道設教”是《周易》天與人相通，自然與社會一致思想的概括，《周易》以自然之道說明社會規律，把天地人看作是并列的“三才之道”，再用“三才之道”組成各個具體的卦象，使天地人三者成為一個和諧的統一體。

《易》之為書也，廣大悉備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非它，三才之道也。(《系辭》)

通觀《周易》卦象，無不以自然之道曉諭用世之理，所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(《乾卦?象傳》)，“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”(《坤卦?象傳》)，都是以天地運行的自然之道來指示人事活動應順應規律，教化天下人如何立身處世。劉勰對《周易》“神道設教”、明體達用的思想有明確的認識，他說“《易》惟談天，入神致用”(《宗經》)，這正抓住了《周易》“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，是興(舉)神物以前(指導)民用”的體用結合的思想特點。為了進一步把《周易》的致用精神轉到文學的社會作用上，劉勰引用了《系辭》“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”的觀點，以此說明文辭只要符合自然之道就能鼓舞人心，指導民用。劉勰十分重視文學的致用功能，他高度稱贊圣人經典“經緯區宇、彌綸彝憲、發揮事業”的巨大社會作用，并從“政化”、“事跡”、“修身”三方面具體論述了文章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在《序志》中，他把“文章之用”視為“經典技條”，說“五禮資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，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。”在他看來，后世文章由圣文派生而來，為文要在征圣宗經，像圣文(經典)那樣最大限度地發揮文章經世致用的社會作用。《程器》篇說的“安有丈夫學文，而不達于政事哉?”“摘文必在緯軍國，負重必在任棟梁”，把劉勰論文重實用的思想推到了頂峰。

關于劉勰借《周易》“神道設教”的思想論述文學的體用問題，《原道》贊辭作之很好的概括，我們不妨照抄于此，以證前述：

道心惟微，神道設教。光采玄圣，炳耀仁孝。龍圖獻體，龜書呈貌。天文斯觀，民胥以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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