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周易是一部溝通天地人，在著作的結構中體現宇宙意識，是《呂氏春秋》的創(chuàng)作宗旨及結構編排特點。這一特點并非無所依傍、自出機抒，而是其來有目的。其淵源便是《易經》。《易經》的這個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：

1、《易經》卦象之后系以卦爻辭這個最基本的結構之中，蘊藏著溝通天地人的信息。《易》經共有六十四卦，卦象是由八個經卦重疊交錯組合而成。依據《說卦》的解釋，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離、艮、兌等八個經卦最基本的象征之物是：天、地、雷、風、水、火、山、澤，卦象全部取自自然現象。卦象來自自然，卦爻辭與人事密切相關。設立卦象的目的，也正在于對應解說人事，預測人事吉兇。這種卦象與文字相對應，天地自然萬象與人事相對應的結構，包蘊著溝通天地人的意向。

2、六十四卦上經和下經的編排中包蘊著溝通天地人的意向。《易》本經分為上、下兩部分，上經三十卦，下經三十四卦。這種分經方式由來已久，在西漢前已經確定。為什么采用了這種分次，而沒有采取每部分三十二卦、平分秋色的結構?這種結構編排,是不是隱寓著編撰者的某種哲思?上經起首兩卦是《乾》和《坤》，象征天與地，講的是天道與地道;下經首卦是《咸》，講的是人道之始。這樣，可以說，在對上下經分編的結構安排之中，蘊含了天地人相呼應的關系。

《易傳》對六爻來源的解說，揭示出《易經》隱含的溝通天人特性。《易?系辭下》曰：

易之為書也，廣大悉備。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，兼三材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非它也，三材之道也。道有變動，故曰爻。

周易《說卦》曰：昔者圣人之作易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易六畫而成卦。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故易六位而成章。

《易傳》指出《易經》“廣大悉備”的特點，即包容天地人，把六爻的來源和性質歸結于作《易》者對天道、地道、人道的參照和取用。

為什么《易經》會有這樣一種結構，是編撰者有意為之，還是無意而成?應該說，盡管后人對編撰者用意的推測與想象，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其原創(chuàng)時的精神，但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，即，編撰者如此安排結構，絕非妙手偶得之，而是有總體構想的，否則不可能如此嚴整縝密。

《易經》溝通天人的結構編排體例，在秦代的《呂氏春秋》一書中得到回應。《呂氏春秋?序意》篇對該書的創(chuàng)作宗旨與目的作了如下說明：“上揆諸天，下驗之地，中審_之人。”又說：“天曰順，順維生;地曰固，固維寧;人曰信，信維聽。”這里，同樣也對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，即天地人的固有本質作了界定，確切表明其意在溝通天地人的創(chuàng)作目的和氣魄。而且，編撰者的確是依照這個宗旨來設計全書結構的。在把溝通天地人這一宏大觀念具體化在書的結構中時，《呂氏舂秋》有自己的特點，與《易經》不盡相同。

《呂氏春秋》建構了一個象征性的時空構架，以此來實踐溝通天地人這個結構原則。全書分為三部分：十二紀、八覽、六論。十二紀是按照春夏秋冬時間序列編排的，是時間縱向流程。而其八覽和六論，則正如楊希枚先生所論：“《呂氏春秋》的八覽、六論也同樣是或象地數，或象天地交泰之數;尤或隱寓六合、六虛、六漠、八極、八表、八弦之類的宇宙觀思想。”如此一來，十二紀包納了春夏秋冬時間概念，八覽和六論包納了天地八方空間概念，二者合起來就是一個涵容天地的宇宙。

《易經》與《呂氏春秋》二書不僅在結構編排上有相近似的特點，它們還具有幾個共同的基本結構數字：四、八、六。

《易經》由陰爻和陽爻兩種符號構成，八經卦由三爻組成。這樣，二和三就是其最基本的結構數字。這里，我們不說二和三。除此，據《系辭上》的解釋，八卦的產生是源于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所謂四象就是四時。八經卦排列組合，重疊成每卦六爻，衍生出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那么，四、八、六也是《易經》的結構數字。《呂氏春秋》十二紀以春2秋冬四時為序，共六十篇;八覽每覽八篇論文，共六十四篇，六論每論六篇，共三十六篇。這樣，其基本結構數字也是四、八、六，與《易經》相同。

《易經》和《呂氏舂秋》都有四、八和六這幾個結構數字，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聯(lián)系，存在著怎樣的聯(lián)系?我們認為，這幾個基本結構數字都與時空概念密切相關;編撰者運用它們所要表達的哲學意蘊是一致的，都意在建構一個包舉宇宙的時空框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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